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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千秋动地歌:艺术大师刘海粟最后的161天纪实(4)——仙逝

2012-07-31 17:04:47 来源:千秋动地歌:艺术大师刘海粟最后的161天纪实作者:杜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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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仙逝

  1、健康状况

  “做人气量要大,还要顺其自然 所以我能长寿,活到今天。”

  ——刘海粟

  关于海老在上海期间的健康状况,一直受到社会的关注,作为陪伴在海老身边的工作人员,现将我所知道的有关情况记述如下:

  海老从1994年2月28日抵达上海至1994年8月7日逝世,总计161天。在此期间,我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受上海市文化局委派,围绕在海老周围,为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工作,且得到海老的信任和爱护,因此,对海老生命中最后一段日子的健康情况是有所了解的。我不是医生,不可能用专业语言来表述海老的健康状况,只能以一个普通人的观察和记录,对海老的健康轨迹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和分析。

  海老于1958年和1963年曾先后两次患脑溢血,均通过及时治疗和家属的精心照顾而神奇康复。1994年2月抵沪时的海老已是近99岁高龄的老人,表现出的健康状况是徒步行走不便,须借助轮椅,讲话时语言含混,这是明显的脑溢血后遗症,虽听觉稍显迟钝,但思路清晰,声音洪亮,精神状态很好。

  2月28日海老从香港乘机抵达上海后,直接被专车接入衡山宾馆,入住宾馆的高级套房。宾馆安排了最优秀的服务班组为海老及其家属服务。饮食根据海老和家属的需要,由专人为其配置烹调。为了确保海老的健康,市文化局派王兆荣和驾驶员田仁利住入衡山宾馆,并配以专车,随时为海老服务,派市文化局王新华和邬维华二人到衡山宾馆协助做好来访的接待工作,尽量减轻海老接待来访的压力,市文化局还与市卫生局联系,由华东医院指派医护人员定期为海老做健康检查。

  三月份一个月,海老的总体健康状况尚可,没有发生特别异常情况,偶有咳嗽,体温偏高,服药后即治愈。3月31日,香港国际未来画家画展在上海美术馆开幕,主办者系海老的朋友,事先邀请海老参加开幕式并剪彩,海老表示一定出席。当天上午,海老参加了画展开幕式并剪彩,中午参加在金门大酒店的宴请,15:00回到宾馆休息了两个小时,又应好友邀请出席晚宴,直到近22:00才回宾馆休息。

  3月14日,海老与上海文汇报文汇文化艺术发展公司达成一致意见,签署了“同意将《国色朝酣图》交上海文汇报文汇文化发展公司作‘艺术大师精品有限印刷’,印制100张,由我亲笔签名确认”的文件并经上海市公证处公证。为了兑现承诺,4月初起,海老又忙于为文汇报4月8日举办艺术大师刘海粟作品《国色朝酣图》有限印刷首发式的100幅印刷品签名,感到很疲劳。

  老年性便秘是常见病,海老也不例外。从四月初起,海老因便秘,浑身感到不适。通常,家属和宾馆的服务员除了关心海老的饮食起居外,对其排便也同样予以关注,若排便不畅,家属会按海老在香港时的惯例,给其服用一定量的通便药物,该药物系从香港带来,是海老的常用药。这次一连四五天没有大便,4月6日,我们陪海老到华东医院治疗,开了通便药,根据医嘱,每天只能服一次,每次一粒,严重情况下服两粒。回到宾馆后,夫人夏伊乔急于使海老大便畅通,给药过1994年4月8日,刘海粟在《国色朝酣图》有限印刷首发式上与大家合影量,一天给药两次,致使海老大便不禁,常常弄在身上和床上。我们即说服夏伊乔暂停给海老服药。4月11日下午,医生出诊,给海老测量体温36.9C°,比海老平时的体温高出5分,并伴有感冒症状,加上大便过多,手脚无力,医生认为海老年事已高,通便药不宜多服,当即从夏伊乔处收回剩余药品,并嘱咐如果海老体温继续上升,应马上住医院治疗。当天18:00,海老的体温上升至37.1C°,经与医生联系,认为还是住医院治疗为好,随即由夏顺奎及工作人员将海老送到华东医院,住入外宾病房602室进行检查治疗。主持对海老治疗的,是华东医院的主任医师。

  当晚的检查结果:心电图提示双束支传导阻滞(有病史、未见发展);

  胸片提示有慢性支气管炎,老年性肺气肿,动脉钙化;验血提示白血球10090。

  医生诊断:上呼吸道感染。分析发病原因,可能大便次数多,换洗过程中受凉,加上年老体弱所致。

  经过精心治疗,4月14日,海老的体温回落到37C°。4月15日体温恢复至36.4C°,能起床走动了。4月19日中午大便也通畅了,因之前连续五天无大便,所以医生也很高兴。与此同时,医生发现海老的褥疮复发,即用红外线照射治疗,每日两次,每次20分钟。至4月25日,褥疮结痂愈合。4月26日,海老做了B超和心超,检查了心、肝、脾、肾、胰、前列腺等,B超诊断海老左肾结石,量较大,最大一颗粒直径为10毫米。医生认为海老尿检中有红血球系肾结石引起。其他脏器未见异常。医生建议海老要多休息,多在病室周围1994年7月13日,陈至立、金炳华、龚学平等市领导到华东医院看望刘海粟步行活动,但不宜远行,不宜去外地参加活动等。

  4月29日,海老痊愈返回衡山宾馆。此次住院治疗共19天,后期主要是体检、理疗和休息,期间市文化局派员到医院日夜陪侍,市委副书记陈至立等领导到医院探望。海老在病房内高兴时曾为多人题词,还将自己的《洞庭渔村图》手卷印刷品题词后赠送友人。

  自海老抵达上海的那天起,大家都希望他生活愉快,健康长寿。海老抵达上海不久,他的学生张一行先生就请了气功大师孔宪德到衡山宾馆为海老理疗。孔先生说海老的左心室有问题,左脚大脚趾功能衰退,造成步行障碍,建议每天用热水泡脚20分钟,加以重点按摩膝盖来帮助恢复功能。夏伊乔认为海老从来没有心脏疾病,不予采信,但对左脚趾无力的说法觉得很在理。于是,为了海老的健康,我们每天坚持给海老泡脚和按摩。海老对陈梁(后任刘海粟美术馆党支部副书记、办公室主任)的按摩最为满意,据陈梁说,他以前专门学过按摩,有一定的经验。每当陈梁为海老按摩时,海老就会闭上眼睛尽情享受,嘴上不时说“好!好!”还表示要为陈梁写“妙手回春”四个字以赞其手艺,可惜到海老去世也没写成,留下了一点遗憾。

  海老住院期间,华东医院外宾病房的营养师专门到病房来了解海老的饮食习惯和口味喜好,听取海老对配餐的要求,根据老人的特点合理配置营养食品。早餐一般选配牛奶、面包、三明治、肉包子、菜包子、荷包蛋、大米粥等,午餐和晚餐一般配置鱼、虾、肉糜、蔬菜、蒸鸡蛋、汤、米饭等,每餐还配有水果,大多是西瓜。海老对饮食是非常讲究的,早餐的荷包蛋表面不能煎老,蛋黄要能流出来,他认为医院里的酱油不对口味,我们就特意到静安寺去买海老喜欢的品牌酱油。海老特别喜欢吃鱼头,但必须新鲜,一只鱼头他会慢慢品尝,吃得干干净净,鱼身只吃鱼肚这一部分,因为鱼背部分骨刺多,一般都不去碰它。送来的虾如果不是蜷曲的他就不吃,说那是死虾,不好吃。

  夏伊乔对海老生活的关心、体贴是无微不至的,何时起床,何时用餐,何时吃药,何时运动(主要是步行),何时休息,何时会客,穿哪件衣服,带什么眼镜均由她亲自安排妥贴。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海老99岁高龄,耳背、动作迟缓属很正常的生理现象,每当用餐,我们都会很自然地拿起餐具给海老喂食,老人也很乐意。有一次我在喂海老吃饭,刘霖拍了一张照片,洗印出来给海老看到了,他就在照片背面题了“友爱”二字给我留作纪念。然而夏伊乔对此却有自己的主见,一天午餐时,夏伊乔正好来医院探望,看到此景后,马上制止我们给海老喂食。她说:“应该让他自己动手进食,拿筷子、汤匙也是一种运动,既要动手,还要动脑筋,虽说事小,但对一位老人来说至关重要。我在家时,从不喂食,一定要让他自己动手,这就是锻炼,对他的健康长寿会有好处的。”此后,我们不再喂海老进食了,虽然在一旁看着老人自己用哆嗦的手剥虾仁慢慢送入口中,用筷子分离鱼刺,把鱼肉放在汤匙里慢慢送进嘴里很累,很困难,有时一顿饭吃完,盘内、桌上、椅子下面到处是撒落的食物,但又不得不佩服夏伊乔在照料海老饮食起居时既细心,充满爱心,又有耐心和科学道理。

  海老很注意卫生。在医院里,我们每天帮助海老漱口、洗脸,傍晚给他泡脚,经常给他光胡子。刘霖每次饭后都会帮海老清洗假牙,发现趾甲长了,刘霖就会请沪上著名脚病专家郏芬芬上门为海老修剪。我们还经常给海老擦身,最让人惊讶的是,初次为海老擦身时,我发现他的背上以脊梁骨为中线,两边分布有类似芭蕉叶状的褐色斑纹,海老肖猴,而背上斑纹似虎,我问海老背上斑纹的来历,他说是从小就有的。我以前只知道海老原名槃,字季芳,出生时因脐带盘在身上,故小名叫“盘官”,从不知其背上有如此奇异的斑纹,看后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海老是老虎投胎的”,这当然是唯心的联想,如果用现代医学来解释,肯定是色斑的巧合组成所致。在征得老人同意后,我拍了一张海老背部的照片,也算对此异事的一个见证。

  海老再次入华东医院治疗是5月14日下午,起因是发烧、便秘,住外宾病房606室。当天晚上,值班医生在药物通便无效的情况下用手把海老的大便取出来,随即大便通畅了。入院四天,虽然用了抗菌素类药物,体温仍徘徊在38C°左右。从5月15日晚至16日,海老先后四次大便都拉稀在床上,自己并无感觉,小便时有失禁,精神不好,有时还说胡话。医院对海老的健康非常重视,院长、院长助理及主任医师均亲自为海老诊治,还组织专家会诊。5月17日,海老的病情稍有好转,但体温仍在37.8C°,继续挂盐水加抗菌素。5月18日,根据医生建议,对海老实行特别护理。5月20日病情渐趋稳定,5月23日上午和下午,我们分别给海老看清点录象片段,海老很高兴,但精神仍不好,有时还要说胡话。

  此后经过一个星期的精心治疗,海老的状态明显好转,医院于5月30日撤销特别护理。5月31日,海老已能起床走路。6月1日,海老上下午都走出病房,在我们搀扶下能在走廊里步行一个来回。6月6日,海老已能单手在人掺扶下行走100步,还能独立进餐了。至6月11日,一切恢复正常,全天累计能行走1000步路了。其时上海已进入黄梅高温季节,市领导为确保海老的健康和安全,决定让海老住在医院里休息,不回衡山宾馆,一旦健康状况有异常能得到及时治疗。

  海老在医院的基本作息时间是上午7:30早餐,早餐后到走廊里行走100-300步,回病房后,大多是看我们拍摄的清点录象资料,对其中重要藏品为我们讲述来历。每当此时,海老会显得特别高兴。11:00午餐,餐后午休,约15:00起床,到走廊里再次步行后回病房看录象、聊天。17:00晚餐后一般看看电视或聊聊天,按摩、洗脚,20:00左右休息。

  夜间睡眠,海老一般是每隔一小时醒一次,醒后会提出要喝西瓜汁,我们每天都提前准备好西瓜汁放在冰箱里,一旦海老醒来,我们就会取出西瓜汁插上弯头吸管让他吮吸,此后约十几分钟,海老又会入睡,如此反复,直至天明。

  7月26日,医生查出海老心脏有异常,立即进行了针对性治疗。不久,海老因感冒咳嗽,体温升至38.2C°,医生给药,静脉注射抗生素“西力欣”。 8月4日上午8:30,医生查房后继续用抗生素,海老的病情得到缓和。8月5日晚上是我值夜班,当晚海老咳嗽止,体温37.6C°,睡眠基本正常。8月6日早上7:30 ,医院配餐室送来海老的早餐,老人胃口还是挺好的,自己动手喝了一瓶牛奶,吃了一只荷包蛋、两块三明治和半个菜包子,其中两块三明治里都是夹肉的。这是海老即将走完生命旅程的最后一天,可我并未发现有什么异常。8:30 王兆荣和陈梁来接班,我向海老告辞回家休息。后据王兆荣说,8月6日上午,海老出现呕吐症状,经医生治疗用药后,至中午症状得到控制。17:00陈梁下班离院,18:00袁拿恩来接替值夜班,王兆荣离院。

  当晚22:12,王兆荣来电告我“海老病危,已下病危通知”。我立即赶到医院,见病房内医生正在实施抢救,病房外已聚集了很多人,医生护士们均以小跑的节奏进出病房,气氛非常紧张,医生在为海老做心脏按摩和人工呼吸,后来还注射了强心剂,但仍是回天乏术,我看到心脏和脑电波监视仪器上的曲线慢慢变成了直线,1994年8月7日凌晨0:38,海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华东医院在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上开列的致死主要疾病诊断是:因肺部感染引起心力衰竭导致呼吸循环衰竭。海老走完了人生辉煌而曲折的旅程。

  抢救期间,华东医院迅速组织有关医院的专家到现场会诊。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金炳华,市政府副秘书长周慕尧,市文化局领导周渝生、干树海、贺寿昌和夏顺奎等及时赶到医院,金炳华指示医院,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全力抢救。海老夫人夏伊乔、女婿白庭荫、外甥女周幼慈夫妇也及时赶到了医院。凌晨2:30,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副市长龚学平分别从郊区赶到华东医院,与金炳华一起向海老遗体鞠躬致哀,并向夏伊乔及其家属表示慰问。陈至立请夏伊乔节哀并保重身体,有困难及时提出来,政府一定会尽力解决的。

  2、医院生活点滴

  “我是个艺术家,朝代再变,我搞艺术创作的根本不会变,我是中国人,我的爱国心不会变。”

  ——刘海粟

  在华东医院的一段日子里,我和王兆荣、陈梁、孙永国、茅宏坤和海老的侄孙女刘霖及海老的弟子袁拿恩、鲍夫华等轮流到医院陪侍海老。由于朝夕相处,亲密无间,我们与海老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闲时除了接待客人、看电视节目或清点录象外,就是聊天,听他讲故事。每当

  此时,海老流露出的情感也最真切。现将生活中的点滴场景记叙如下:

  (1)友谊

  1994年4月15日下午,海老在华东医院病房午睡醒来,测量体温36.4C°。起床后,我和孙永国同往常一样,掺扶海老在走廊里行走完100步后才回房休息。点心是一小碗胡萝卜羹,海老吃完点心后提出要写字,看看右手是否听使唤。我立即取出纸和笔让海老练手,刘霖在一旁说:“就这样随便写写不是太浪费了吗?”刘霖的话提醒了我,我随即又取出一张1993年11月28日在香港希尔顿酒店我与海老的合影,请海老题词。海老看了照片后连声称赞:“这张照片拍得好!很有精神,很有意义!”思考片刻后,他拿起水笔在照片的背面题诗一首:“一管擎天笔,千秋动地歌,天地铮铮骨,乐行耿耿情。”落款是“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五日,百岁老人刘海粟”。写毕,他用普通话朗读了两遍,然后对我解释道:“前三句写我自己。我用毕生的精力,通过画笔描绘、记录了近一个世纪的辉煌和沧桑,我一生中充满了曲折和斗争,但我不畏强暴,与军阀斗争,热爱祖国,提倡讲真话,有骨气!最后一句写的是我们的友情。这张照片拍得很好,很亲热,体现了耿耿情。”接着,海老又对我说:“今天很高兴,我的手还能够写字、画画。我30岁跟康有为先生学书法,学诗词格律,今天照片后面的诗虽然没有用毛笔书写,但你如果把它放大看效果会更好,我的字越大越有味道,站得住,很自然,很特别。这是很好的纪念。今天的事你可以写一个札记。”

  我后来在清点海老寓所的藏品时,看到海老在一幅1983年9月12日画泰安岱庙古柏的国画上题诗“一管擎天笔,千秋动地歌,贞心凝铁石,风雪发虬荷”时,让我想起,诗的前两句与海老为我题照上的前两句完全相同,然而,令我不得不叹服的是,题照上的后两句海老是在一两分钟之内连接上去的,而且与照片的主题以及当时在医院的场景是那样的吻合、贴切。对一位99岁高龄的老人来说,思路还是那么清晰、敏捷,还在时刻关心自己的手是否出毛病,还要写字、画画,真的不容易啊。

  在医院,海老对为他服务的人都非常尊重,包括医生、护士在内,他都非常讲情谊,经常夸奖别人,感谢别人为他做的一切,从没有大师的架子,还善解人意,乐于当“模特”和大家合影留念,让大家高兴。记得海老为与刘霖的合影题写了“刘霖纯孝性”,为与孙永国的合影题写了“永国仁弟存念”,给与朱秀英医生的合影题写“秀英医师存念”等等。海老对领导和老友的关心也同样报以真情。

  1994年4月16日下午,老市长汪道涵到病房来看望海老,他是15日晚上住入医院的,听说海老就住在不远的外宾病房,马上就过来了。他们从3月16日百岁庆典见面至今正好一个月,相见感1994年4月16日下午,汪道涵到华东医院外宾病房探望刘海粟到分外亲切。二人互致问候,亲切交谈时,我为他们照相留念。3月17日下午,海老看到了与汪道涵合影的照片,立即在照片的背面题写了“老当益壮,道涵老友友爱。刘海粟时年百岁,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七日”。第二天发现,照片后面的题字不慎被人弄模糊了,于是又重新取照片,题写了“遍历五大洲四海风云,横跨三世纪百年沧桑”,连同他的《洞庭渔村图》手卷印刷品题词后一起,由夏伊乔和刘蟾赠送给汪道涵。

  4月27日上午,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到华东医院病房探望海老,当时海老病症已痊愈,即将出院,精神很好。陈至立祝海老健康长寿,并赞扬海老在3月16日百岁庆典上的讲话特别好,“比我们有分量”。海老说:“我是受您的启发呀,我还要学习,还要创新,不能忘记祖国。我回来看看,很受

  感动,中国一定会很快上去的。上海刘海粟美术馆我还没来得及去,我是要去看看的。”陈至立表示:“我们正朝着一流城市、一流文化、一流人才这个目标在努力,您不仅是艺术大师,还是历史见证人,您是第一流的代表。我们的工作一定让您满意。”

  陈至立离开医院后,海老对市领导的关怀多次表达了感激之情。

  4月28日,海老的身体已恢复正常,医生同意海老明天出院的建议,海老很高兴。下午,海老在医院为金炳华、孙滨题写了《洞庭渔村图》手卷印刷品并托人转赠。海老还对连日来在医院为他服务的上海美术馆的茅宏坤大加赞扬,称赞茅宏坤在“刘海粟百岁寿辰祝贺展”中装裱的许多展品质量上乘,夸奖茅宏坤对油画和中国画的评论“很内行”,并表示“愿收茅宏坤为徒弟”,还说:“这是我主动提出来的,百岁收徒很有意义。”我问:“那是否要买红烛磕头拜师?”海老回答:“照规矩是要的。”虽然最后收徒没有成功,此也是一段佳话。

  6月15日,海老在病房内接待上海美专学生丁立人夫妇时,非常高兴地用毛笔作“石破天惊逗秋雨”书法相送。

  海老在住院期间,曾坐着轮椅前往拜访了同住在华东医院的老友周谷城先生,还于7月19日下午,在病房热情接待了原上海美专教授、旅法著名雕塑家张充仁先生。

  (2)真情

  7月5日下午,海老一时兴起,说要动手写字,正好病房里有现成的笔墨纸砚,他提笔写了“福慧双修”等三幅书法横批,落款均为“百岁老人刘海粟”。写完后,海老对我说:“这三幅字送给你,等一会夏伊乔来了你让她带去盖章。”我说:“谢谢您的美意,但这些作品我是不能收的。”“为什么?”海老吃惊地问道。我说:“我是市文化局派来为您服务的,不能收您的大作,免得造成误会。”海老提高了嗓门说:“我要送东西给人谁敢反对?”我再三表示谢意并请他谅解。傍晚夏伊乔按惯例来院探望海老时,我将三幅作品交给夏伊乔收藏,看得出,海老当时的表情是挺不高兴的。但是,海老对我的一片真情我心领了。

  (3)嘱刻新印章

  百岁寿辰庆典上,海老在即兴演讲中说:“我一百岁还是开始,我还要十一上黄山,还要到四川、三峡去。我还要创新,不断地创新……。”此后,他一直在憧憬百岁以后如何“重新开始”的问题。

  6月12日上午,海老在病房里对我说:“我一百岁了,要重新开始,还要有新的创造。我想刻两方新图章。”我问:“请谁刻?印面用什么文字?”海老想了想说:“还是请(韩)天衡先生刻为好,一方朱文,一方白文。印面我也想好了,一方是‘百年吞吐’,说明我活了一百年了。另一方是‘真手不坏’,说明我一百岁还能写字画画。”我立刻与韩天衡先生联系,韩先生满口答应。

  7月23日下午,韩天衡先生来电告知,海老嘱刻的印章已完成,约定明天早上九时送到医院来。海老得知后很高兴,随即对我说:“你代我准备一点钱。”我问:“派什么用场?”“人家给我刻图章我要按润例付钱的。”我恍然大悟,老人做事是认真的。我忙对海老讲:“您别开玩笑了,天衡先生为您治印还会收钱?”海老认真地说:“这是规矩。”

  7月24日,我与陈梁在医院陪伴海老。上午九时,韩天衡先生携子女准时来医院探望海老,并送来了刻好的两枚印章。这是一对用福建寿山冻石刻制的精美作品。朱文印“百年吞吐”,边款镌“海粟大师嘱正,甲戌六月天衡”。白文印“真手不坏”,边款刻“海粟大师期颐后用印,甲戌天衡刻石”。海老接印细看后大喜过望,声称韩天衡先生“你篆刻第一!”“所以图章非请你刻不行!”并坚持要付费。天衡先生表示:“海老嘱我刻印是看得起我,我是真心奉送的,全部由我来……”海老还认真阅览了天衡先生即将出版的画册彩稿,边看边称赞天衡先生的书画“有自己的风格,有金石气,章法很特别,有气魄,很好!很好!”,并与天衡先生谈艺甚欢。

  (4)作《古松图》

  7月24日上午韩天衡先生告辞后,海老还是沉浸在刚才谈艺的兴奋状态之中,他突然对我说:“今天午后让我好好休息一下,下午起床后我要给你写字,你把笔墨纸砚提前准备好。”我说:“您那么大年纪了,好好休息吧,不要老操心为我写字的事。”我知道,上次我把3幅书法作品送还师母后海老一直记着此事,一意要为我写一幅字留念。海老笑着说:“今天不一样,我要启用新图章。你想写什么字?”

  “哦,启用新图章,有道理,不过写什么字当由您决定。”

  “我给你写字,题目就由你来出。”

  “我一时也想不好,我姓杜,要么您就写一首杜甫的诗吧。”

  “很好!你一定要事先把东西准备好了。”

  “好的,您放心,我会准备好的。”

  海老午休时,我发现病房内已没宣纸,就立即骑自行车去巨鹿路市文化局拿了一张宣纸,返回途中又想到启用新章是需用印泥的,临时又在华山路静安希尔顿酒点旁的工艺美术品商店里买了一盒印泥。回病房一切准备齐全,连摄像机的电池也充好了。

  14:30左右,海老醒来,起床洗脸毕立即坐到写字台前,边提笔边思考。我架起摄像机单等老人落笔,陈梁在一边帮忙伺候。良久,海老突然说:“今天不写字了,我要画画。”我赶紧打开摄像机,只见他兴笔在宣纸上拉出一条曲线,我专注于摄像,起初还看不出老人要画什么,他也专注于创作,不说一句话。几分钟后,透过目镜,我看到老人在第一条曲线上逐步勾勒出一棵松树来。屋里静得出奇,谁也不想打断老人的思绪。大约半个小时工夫,画面打理完毕,只见近处一棵古松郁郁葱葱,远处现一山峰。我默默念道“黄山松、天都峰”,这是老人一生的眷恋,今天又回到了其中。接下来的题画诗证明了我的判断,在海老稍显颤抖的笔下,以苍劲有力的书法,吐出了“古松怒攫如苍龙,涛声战落天都峰,是谁借得韦偃笔,墨色淋漓云气浓”的诗句。当落款写到“甲戌大暑百岁老人刘海粟”时。老人自言自语地说:“下面应再写‘于华东医院病房’,但要给钤印留出位置,只能这样了。”然后吩咐我将“真手不坏”白文印,钤在右上首,但要留出“十上黄山绝顶人”大印章的空位;在落款的左下方盖“百年吞吐”朱文印,上面留出钤刘海粟名章的位置。随后,他让陈梁把《古松图》立在椅背上,自己坐在离画近二米的地方手持画笔反复端详,连声自夸“好!好!画得好!不容易!”我想,这就是老人的一种创作自励激情。最后,海老正色对我说:“我说过,今天这幅画是为你画的,就是送给你的,我是一股气画出来的,很难得。还缺两方印章要叫你师母补上。”我自始至终拿着摄像机在摄像,只能边摄像边连声道谢。

  这是一幅构图简练、笔法精到、隐现空灵的作品,想不到时隔十四天海老驾鹤西去,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幅中国画作品,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看海老作画,韩天衡先生刻制的“真手不坏”和“百年吞吐”两枚印章海老生前也仅用过这一次。这幅《古松图》是海老留给我的最好纪念。1995年1月20日,夏伊乔和刘蟾在衡山宾馆为《古松图》补钤两方印章时,夏伊乔对我说:“老先生生前是不轻易将自己的作品送人的,他把这幅画赠送给你是对你的看重。”后来在装裱此画时,夏伊乔还亲笔在诗堂里作了如下题记:

  海粟先生十上黄山,屡绘奇松,尚曰,一百岁重新开始,还要有新的创造。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于上海华东医院病房,接韩天衡先生新制“真手不坏”和“百年吞吐”印章二枚,称赞不已,即兴挥毫作“古松图”赠与杜乐行贤弟。不料八月七日海粟先生仙逝,此图竟成绝作。

  乙亥冬月,夏伊乔记于上海吴兴路新居画室。

  右上方钤“艺海堂”印,落款下盖“夏伊乔”、“海粟之妻”章两枚。

  我想,这也是我与海老和夏伊乔的一段缘分吧。

  (5)行无愧怍心常坦

  社会上对海老在抗战时期的政治态度一直有不同的议论,同样也引起了我的关注。海老在华东医院治疗休养期间,我曾经直截了当地问他:“社会上有人说你是‘汉奸’,您怎么解释?”海老回答很明确:“我是个艺术家,朝代再变,我搞艺术创作的根本不会变,我是中国人,我的爱国心不会变。抗战爆发,上海成了孤岛,有一个医生叫我出去疗养,实际上是出国去办展览搞募捐。展览叫作‘中国现代名画筹赈展览会’,因为当时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还不能公开打抗日的旗号,这些国家也怕得罪日本人,只能用赈济灾民的办法去募捐筹款。展览除了我自己的作品外,还有黄道周、史可法等历史名人的作品,宣传不投降。我从印度尼西亚的巴城(今雅加达)、泗水、垅川、万隆到新加坡和马来亚一路展过去。在印尼办展览时,受到当地侨领的热情接待和支持,共筹赈到国币四十多万元。到新加坡办展览,是爱国老人陈嘉庚先生为我主持的开幕式,也筹赈到一些钱。展览所得我分文不取,全部通过当地的慈善机构直接汇到国内贵阳的红十字会支援抗战。我去南洋办画展搞抗日募捐是事实,当时我的夫人成家和对我有意见,怪我为什么把卖画的钱全部捐出去,我对她说,我的画实际上并不值多少钱,只是因为义赈的缘故才卖到那么多钱的,办展览卖画本来就是募钱支援抗战,怎么可以自己留钱呢?我回到上海后,成家和就提出要和我离婚,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不过,现在想想,成家和当时的这种想法也是人之常情。譬如吴昌硕的夫人去世后,他的子女想当家卖画,从中获利。吴昌硕的画开始只有十块钱一幅,后来日本人出到一百两银子一幅,还抢着买。吴昌硕名气大,他不让子女做卖画生意,而请王一亭为他卖画。所以,家属想用画家的作品通过买卖赚点钱也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我与夏伊乔结婚时有很多社会名流来参加,有几个人后来被定为汉奸的,还有日本人也要来参加婚礼,当时的情况很复杂,说实话,当时我也没有现在人讲的‘政治敏感性’,只讲究面子、排场、热闹,许多事情是根本不可能考虑周全的,但我是中国人,不会去做出卖祖国的事情,更不会去当汉奸的。还有,1936年,我到南京监狱去探望被国民党政府关押在那里的陈独秀,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谁敢去看他?我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佩服陈独秀有学问,有胆识。陈独秀在狱中还写了一副‘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的对联赠送给我,上款‘海粟先生雅教’,落款‘独秀’,下钤‘陈独秀’白文印。现在东西还在我家里(注:此对联现藏刘海粟美术馆)。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这是陈独秀于1936年在南京监狱中,为前去探望他的刘海粟书写的一副有陈独秀亲笔落款并盖章的对联。1995年,安徽省安庆市陈独秀纪念馆馆长、陈独秀的孙女陈长璞得知刘海粟美术馆藏有其祖父书写的对联的信息后,亲自到上海刘海粟美术馆,请求给予复制。

  再说现在,台湾也希望我能把我的作品和藏品捐到台湾去,台湾方面表示,只要我同意到台湾定居,可以为我在台北建一座规格不低于张大千‘摩耶精舍’的建筑,让我在台湾安度晚年。我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还是决定将我毕生的收藏捐献给上海市政府,捐献给共产党,这就是最后的结果,我还要说什么呢?至于社会上对我的评论,那是人家的言论自由,我不予争论。做人气量要大,还要顺其自然。文化大革命抄了我二十四次家,批我斗我,我不也过来了?所以我能长寿,活到今天。”

  (6)谈收藏

  4月11日,海老第一次入住上海华东医院治疗,4月15日体温恢复正常,之后,精神日趋好转,每天除了常规治疗和做必要的理疗外,我们还时常陪他聊天,听他讲收藏、艺术创作、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经历和故事。当时第一阶段的清点工作已完成,尚有海老寓所内的6号房还没有开启清点,据说房内藏有大量的古代书画精品。4月16日,我和孙永国在医院陪伴海老,早餐后,我见海老精神很好,即向他提问:“海老,您的寓所内还有一间房子没有清点整理,听说里面藏有许多古字画精品,您是怎样保存这些珍贵文物的?”海老对我说:“这些字画早年是放在国际饭店旁边一家私人办的保险库里,是地下室。人家大多只租用一个箱子,我是租一间房子。后来国家搞防空建设,通知我把东西提出来放回家里。文化大革命时,这批东西都被画院的造反派抄家拿走了。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得知这个消息后,他认为这些都是国宝,不能乱来,要保护起来。后来是他做的目录,把这批东西从画院调到博物馆去保管。文化大革命后,国家政策抄家物资要退还,才把这批东西还给我,但还有少部分东西,至今没还给我,譬如有十六张金丝猴的毯子没归还,还有五十张速写和古董没归还。”“我的这批东西今后要举办一个捐献仪式,然后要办展览,展览应该包括古代藏品、我的油画和中国书画作品。”

  “您能讲讲您的收藏故事吗?”我再次提出了请求。“当然可以”,海老马上兴奋起来,为我讲述了一段收藏往事:

  “先讲关仝山水画的来历:一次,一位陕西客人带来两张五尺大小的画,都是大幅绢本的,其中一张山水画气势很大,崇山峻岭,画得好极了!还有一张陈中立的青绿山水,我当时花了600块钱把两幅画买下来。后来我把那张山水画挂在墙上欣赏,突然在画的石缝里看到有很小的‘关仝’二字,当时我兴奋极了!我先拿给唐吉生看,唐吉生是美专的教授,吴昌硕的亲戚,对古字画有研究的,他看后认为此画非同一般,我又拿给高邕之看,后来又通过唐吉生给吴昌硕先生看,吴昌硕先生惊奇地对唐吉生说:‘刘海粟怎么会有如此好的古画’?第二天,我去拜访吴昌硕先生,当时吴昌硕先生正在唱昆曲,他见了我就问画从哪来的,我回答是从一陕西人手里买来的,并提出想请他在关仝的画上题一首诗,吴昌硕先生不同意,我想,请老先生题画是需付润笔费的,于是就表达了这个意思。其实,我完全误解了吴昌硕先生的用意,他对我说:‘这张画有一千年历史了,在这么名贵的画上题诗我不够格,得到好画不要乱题,应该妥善珍藏。’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让人在此画上题字了。现在只有在这幅画的左下方裱头上,有叶恭绰题写的‘并世仅存之关仝作品、叶恭绰’几个字。”

  “还有一次,一个河南人拿来一件四屏条龚半千的《岳阳楼》,就是龚贤的画,极难得的,龚半千是金陵八家第一人,南京博物院知道我买下此画后派人反复劝我捐献,最后我将画捐给了南博,还捐了一张渐江八尺《黄山图》。再有一次,又有人拿来一张邹喆的画,邹喆也是金陵八家之一,很少的,我买下了。上海博物馆的馆长沈之瑜知道后,找了个同学李义士来要了去,还要了一张石涛的青绿山水。过去我把龚贤和渐江的作品,捐给了南京博物院,还把邹喆和石涛的作品,捐给了上海博物馆,现在想起来很可惜,这些藏品都应该放在刘海粟美术馆里的。”

  “我还有一张绢本大青绿山水(即《山外寒云图》)画得好极了,上面落款赵滋,赵滋这个名字当时查不到,我前后花了15年时间,终于考证出来赵滋是金代的画家,据我了解,此画是孤本,北京故宫和台湾都没有的。”

  “我还珍藏了一幅五代、北宋时期巨然的《茂林叠嶂图》,那是宋徽宗收入画谱里著录过的精品,后来被陈夔龙*收藏了。陈夔龙是清朝最后一任北洋总督,晚年住在上海,他有大批的收藏,可惜后来卖卖吃吃就吃光了。当时听说陈夔龙有意出让此画,正逢陈夔龙过90岁生日,我随他的一个同乡朋友去看他,张大千也跟着去了,张大千也想觅得此宝,愿出16根金条购买,我盯住陈夔龙不放,并通过熟人请陈夔龙出来吃饭,最后我出20根金条买下了这件国宝。这是陈夔龙藏品中的一只‘眼睛’,我把它挖来了。我在与陈夔龙接触过程中感到,他卖这张画非常犹豫,可以看得出一个收藏家真要把宝贝卖出去时的复杂心情。还要说明一点,我和张大千的关系其实是很好的,只不过是大家都想要得到这幅《茂林叠嶂图》,我就想了点办法。”

           *陈夔龙 (1857,一作1856、1855-1948)又名陈夔鳞,字筱石,号庸庵。室名花近搂。工书法,宗唐人,善用笔。原籍江西抚州,先世迁入贵州贵阳(其父在贵阳做知县)。8岁丧父,家境日贫,赖其母抚养成人。清光绪进士,庚子年(1900年)任顺天府尹。后历任漕运总督、河南巡抚、江苏巡抚、四川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清亡前夕,陈以病告假,退隐上海。

  “这20根是大条子还是小条子?” 我打断了海老的叙述问。

  “当然是大条子啰,200两黄金啊!”

  “还有一件金代李早的手卷《白描阅兵图》,也叫《回部会盟图》,引首上康有为题‘金李早白描阅兵图’,还题了‘李早画难得金画更难……’。手卷后面还有康有为的长跋,称‘李早为金第一名手’。我是一次偶然机会在地摊上看到的,这么珍贵的东西也不知怎么会流落到地摊上去的,我一问,要价不高,摊主肯定是个不懂行的,我立即将它买下来,这件事让我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有我老师手迹的藏品最后又落到了我的手中,现在想起来也算是缘分。这也是一件孤本,难得!”

  “张大千喜欢石涛的画,我也喜欢石涛。我收藏了几幅石涛的精品,最大的一幅有丈二匹,叫《黄山图》,精极的。石涛的作品变化很多,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他的作品很难鉴别,一般人分不清真假。我曾经把一幅石涛的画借给张大千,他临了三张,后来出现在市场上。张大千这个人聪明极顶,只要他看过的东西就能上手,且能乱真……。”

  “另有一本沈周沈石田的册页,应该有十张,当初已被拆散流入市场,人家拆散后卖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我起先一次买到了八张,后经多方收集,又把另外两张册页也收集拢来了,合装成一册,很不容易,这也是一种机遇或者巧合。沈周的这本册页是精品,我非常喜欢的。”

  “中国有许多古董收藏家,大多数是买进卖出,吃三代都吃光了。有的后来把东西传给了子女,子女们不懂,一箱子东西也卖不了多少钱啊,不懂,荒唐啊!”

  “我买画是有一个原则的,那就是‘只进不出’, 自己欣赏,买到一张宝贝,就会去查书,查著录,搞研究,从中能得到很多学问。我收藏的东西极少有出让的,所以现在手里还有那么多古代书画,不象有些人,他们把画买进卖出是为了赚钱,当然这也是正当的。”

  “据我所知,您的经济并不宽裕,办美专时还发生过多次经费困难,连教师的薪酬都发不出,要您四处募集,您哪来的那么多钱去买字画呢”?我终于提出了一个萦绕在心头很久,且迫切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海老笑了起来,“你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买画当然自己要出很多钱的,只要我看中喜欢的作品,即使再节衣缩食也要千方百计想办法买下来,有时自己经济能力达不到,就请人支持。我是有人支持的,一个叫钱新之*,当过交通银行董事长,是个大银行家。还有一个叫贝淞荪*,你知道吗?”

          *钱永铭(1885-1958),字新之,晚号北监老人。浙江吴兴人,1885年生于上海。1920年出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1922年任交通银行总行协理,1938年任交通银行董事长。抗战胜利后,交通银行从重庆迁回上海,钱永铭仍任董事长,并于1945年11月兼任金城银行董事长。曾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简称“上海美专”)常务和经济校董。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离沪往香港,后迁往台湾定居。1958年6月19日在台北去世。
          *贝祖诒(1893-1982),字淞。江苏吴县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入上海澄衷中学。1907年,就读苏州东吴大学等校。1913年,任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会计。次年,入北京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任会计。后历任中国银行广州、香港、上海分行代理会计主任、总会计师、营业主任、副经理、经理等职。1927年,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1928年,当选为中国银行董事兼总行营业主任。1930年,任中国外汇部主任。1939年,任中英外汇平衡局五人委员会中国代表。1941年出任中国银行代总经理。1946年,任中央银行行长,次年因黄金风潮去职。1948年任出访华盛顿的中国技术代表团团长。1952-1959年,任纽约斯泰公司顾问。1960年,到香港,任香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行长。1973年,退休移居美国纽约,1982年12月27日逝世。贝祖诒系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的父亲。
 

  “没听说过。”

  “那贝聿铭你知道吗?”

  “那是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

  “对,贝淞荪就是贝聿铭的父亲,当过中国银行的总经理,也是个大银行家。说来你不信,两个大银行家都支持我,只要我看中的东西,他们就会出钱支持我买下来,东西归我,包括我办学,他们也都从经济上支持我,且从不勉强!”

  我终于弄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大有人在的,除了像海老这样的艺术大师外,我们还应该牢记象钱新之、贝淞荪这些人的名字,因为他们是保护我们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幕后英雄,是“高雅艺术”真正的支持者,海老特别强调了他们是“……都从经济上支持我,且从不勉强”的,从“从不勉强”中折射出他们具有何等崇高的境界!那么是什么原因能驱动两位银行家作出如此慷慨之举呢?我想,除了钱新之曾担任过上海美专校董的因素外,他们可能是更深刻地了解海老办学是为了育人而不是为了赢利,海老搞收藏是为了学术研究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需要而不是用来做买卖赚钱的缘故吧。也许上述原因,还是促成海老最终要把所有古代书画藏品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的重要因素之一。

  海老继续讲述他的故事:“我收藏的古字画有些因年代久远,需要修复,这要花很多钱的,修复也是一种抢救啊。这些字画的揭裱修复开始是请白克路(今上海市凤阳路)上汲古阁的曹友庆做的,也有请朵云轩的师傅做的,后来大多数是请上海博物馆的严桂荣做的。当时严桂荣的名气还不大,但他裱绢本的功夫很深,我有一批宋元的画就是交给严桂荣做的。我还介绍让傅雷把东西给严桂荣拿回家去装裱,当时这种做法被社会上称作是博物馆的‘地下工作室’,是违法的呀!(大笑)。当时搞装裱还有周桂生和洪秋声的水平也很高,洪秋声常常到我家里来,必要的时候有许多东西还是要请洪秋声装裱,后来洪秋声到安徽去了。”

  “好的裱画师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与一般人的不一样,一件作品经他装裱后就会更显精神。我对装裱是非常讲究的,要根据每件作品的不同特点来确定用什么品式装裱,因此,我对每件作品的装裱都会提出要求,比如装裱仇英的绢本《秋原猎骑图》时,我就是亲自去把关提要求,要求装裱用的绫子的颜色与画芯要协调,绫子的颜色是染上去的,如果绫子的染色不到位,有时染出的颜色不均匀,我是不准他们用上去的。装裱该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这是保护和抢救文化遗产啊,我不在乎花多少钱,重要的是保证质量。”

  “我80多岁的画大多数是在香港由李昆祥、文联庄装裱的,他们的手艺也不错。”

  “对古字画的保存,最要紧的是认真,主要是防止画面进一步灰暗,清洗对字画来说损伤很大,一般不要轻易做清洗。现在要用现代化的方法来保存,主要是防霉、防蛀,保证藏品不坏。”

  “油画现在已经有新的方法可以修整,可以对旧画进行清洗,使其返回原色,真相毕露。国际上可以向日本或欧洲打听,采用什么方法和技术。我的油画作品色彩是很鲜明的,但越是鲜明的色彩越容易暗下来。我们要学习先进,用先进的方法和技术对油画进行清洗、修复、整理。”

  “说起我油画用的画框,那是一言难尽的,大多数从海外带进来,如去日本、欧洲带。德国人、澳洲人也时常上门来做生意,可以定做的。”

  关于海老为保护和修复古代书画花费了大量心血的叙述,我后来在朵云轩拍卖公司工作期间得到了印证,听年逾花甲的朵云轩原木版水印部主任、老装裱师刘荣虎先生介绍:当年刘海粟先生在朵云轩装裱修复过许多古字画,他要求特别高,对每一幅作品的修复都有具体的要求,他特别喜欢宋式(宣和)装,有许多珍贵作品都是根据刘老的要求以宋式装的品式装裱的。记得1963年的时候,刘老拿了一幅明•文徵明《大青绿桃源图》和清八大山人的《孔雀竹石图》来朵云轩修复,我当时年纪还小,是我师傅钱少卿*接待的,刘老还专门自带了一种大花纹的铁机绫要求用于《孔雀竹石图》的装裱。送来的《孔雀竹石图》已经破损得非常严重,为了尽可能恢复原样,在修复过程中,钱少卿利用此画用的是皮料宣纸的特点,采用在原画空白处揭取半层相应大小的宣纸去修补画面缺损的办法,前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一珍贵文物的修复,非常成功,刘老特别满意。另外,刘老还为朵云轩的木版水印部提供了明•仇英的《秋原猎骑图》和他自己的《金笺牡丹》、《芙蓉鸳鸯》、《石榴》、《漓江山水》等精品原作为蓝本,支持祖国优秀传统复制艺术的发展。

          *钱少卿(1900-1983),字熙臣。江苏无锡人。14岁在无锡大市桥叶保大店内学习裱画。1915年在苏州护龙街近宜斋装池为工人,1925年赴广州陆军学校学习,1926年返上海新闸路两宜斋装裱店供职。1932年以后在苏沪间贩卖字画。1941年在上海虹口经营旧铁。1942年在南市自办翰香阁装池店,并赴香港经营字画买卖。1958年应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木版水印室聘请参加组建工作,任朵云轩装裱技师,培养了一批装裱人才。他所负责装裱的辽宁省博物馆藏《曹娥碑》、《唐•怀素论书帖》、《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周簪花侍女图》的仿古手卷及木版水印画装裱设计的其他重要作品均属新中国成立后装裱工艺的珍品,获得专家极高评价。他修复的《清•八大山人竹石孔雀图》、《明•文徵明大青绿桃源图》以及极为破旧的绢画《元人货郎担》经修复后,作为珍贵文物收藏。

  (7)对子女教育的思考海老不仅是一位艺术大师,还是一位美术教育家,有一次,我们在谈到教育问题时,海老对我讲述了他对学生及子女教育方面的经验和见解。

  他说:“谈起教育,从表面上讲,是有一定规律的,但规律只是代表一种普遍性,因为人是高等动物,是有灵性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灵性,所以,对每个人的教育方法也不一样,要区别对待,现在讲叫‘因材施教’。在美术教学方面,我是充分注意这一点的,对不同的学生要启发他们各自的灵性,发挥他们的特长,不能千篇一律。我一生不搞宗派搞流派,我希望我学生的作品能包罗万象,现在叫‘百花齐放’。”

  “家庭教育也一样,我的孩子都是有个性的,有的还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与教育直接有关系的。比如现在的大儿子刘虎,我从小给他采取‘儿童留学’的办法,当时与程砚秋的儿子一起出国到巴黎,刘虎是由他的母亲张韵士陪同去的。初到巴黎的一段时间刘虎不习惯,离不开他的母亲,后来慢慢习惯了国外的生活,中学考进了法国的大路易,大学考上了法国军事工程学院,过去中国人很少有考进这所大学的。后来,刘虎又兼学经济等课目,毕业后被联合国招去担任要职,前后工作了38年。对刘虎的教育现在看起来缺点也是有的,就是他的中国文化没学好,人大了再学中文就很困难。现在外国人学中文比中国人学外文困难,因为中文是方块字,许多要死记硬背,外文可以拼读,规律性较强。就刘虎而言,他是一个中国人,但从小在国外读书,以致本国语言文化不好,这是一大矛盾,也是一种遗憾,究竟如何统一,是值得研究探讨的。”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我们思考。中国人的习惯是儿子靠父母,父母靠儿子,相互借光,欧洲人就不一样。我在法国时因为是外国人,很引人注意的。当时有一个邮差经常为我送信,他就常常向我讨要信件上的邮票作为收藏,渐渐我们成了朋友。后来,他的儿子当了部长,可他还是当邮差,他说,各人做各人的事,这太正常了。不象我们,如果儿子当了部长,父亲就成了老太爷了,怎么会再去当邮差呢?”“我最恨的是坐吃山空,有钱了,有条件了,就去抽鸦片,就追求享受,人要靠自己努力,要不断创新,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我有七个子女,可惜没有一个跟我学画画的(注:后来小女刘蟾从事中国画专业,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我对他们的发展从不强求,尊重他们的意愿。按一般的思路,我从事美术事业,那么子女承父业再好不过了,其实,我何尝不想有子女来继承我的事业呢?但是,每一个子女在成长过程中都有他们不同的爱好,这就是个性,从教育上讲,要尊重他们的个性发展,发挥他们的个性专长。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所以我从来没有硬要子女跟我学画。现在除了刘虎,如二子刘豹在天津大学当教授,还当了系统工程学院的院长,也很有成就。其他子女现分别在香港、加拿大等地和上海发展,各有所成,也是很好的,我是很高兴的。不能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包括自己的孩子,这就是我对学生和子女教育的基本出发点。”说到这里,海老把话锋一转,道出了他要把自己毕生的收藏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的决心。他说:“我的一生有很多收藏,主要有唐、宋、元、明、清的历代名人书画,这些东西是一部美术史,非常珍贵,许多是孤本,是国宝。它们花费了我很大的精力,装裱,修复,既要花钱,还要动脑筋,否则弄坏了就可惜了。除了放在樟木箱里保存外,每年秋高气爽的天气时,还要拿出来打开透透气,这么多东西完整保存到今天,不容易!过去我的收藏也和传统习惯一样,基本上是秘不示人的。对特别喜欢的藏品,我会经常提出来,一个人在复兴中路寓所三楼书房里独自欣赏、研究,有时半夜三更还在学习、揣摩,津津有味。书房外安装了一个电铃,如果我没按电铃,任何人是不能进入书房的,家里人都知道这个规矩。现在我年纪大了,这批东西也已经用好了,应该把它们交还给祖国,交还给人民,我认为这些东西不是我个人的财产,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民族的瑰宝,我用好了就应该交出来。假如我把这些东西分给我的七个子女,那他们很可能会因此而吃、喝、嫖、赌、买汽车、买洋房,不求奋进,吃三代就把这些东西吃光、把我们民族的瑰宝弄散了,这样做对子女没有任何好处。还有,我经常出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进出海关时,他们都很尊敬我,从来不检查我的行李物品,但除了我自己的作品外,我从不将古字画带出国境,就是为了保护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不再散失。今后,我的子女只能得到我本人的作品一到二幅留作纪念,其他所有的藏品和我本人的作品都无偿捐献给国家,永远保存在刘海粟美术馆内供世人研究鉴赏,为弘扬中华文化,为推动我国美术事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3、治丧和告别仪式

  “昔日鹏翼扶摇,刘郎年少,丹青染出新天地”,“而今斗柄折损,海翁已去,江山顿失老画魂”。

  ——朱屺瞻

  海老去世后,市文化局立即安排夏顺奎主持起草了艺术大师刘海粟逝世的新闻稿,连夜发往各新闻单位。马上从上海美术馆抽调精干人员到华东医院东一楼布置灵堂,接受社会各界的吊唁。我接受了起草撰写刘海粟先生生平的任务。

  在华东医院内设灵堂,此前可能还没有过先例,足见政府对海老逝世的重视。从8月8日上午起,不断有各界人士到灵堂来吊唁。在海老大幅彩色照片下,摆放着夏伊乔及其子女和文化部、上海市文化局、上海美术馆、上海油画雕塑院、上海中国画院、刘海粟美术馆(筹)、常州市人民政府、常州市文化局、常州刘海粟美术馆及社会各界的花篮。海老的子女刘麟、刘虹、刘蟾从香港赶来,儿媳左玉芬从天津赶来吊唁。

  8月8日晚,夏顺奎和我到衡山宾馆与夏伊乔及其子女亲属刘麟、刘虹、刘蟾、左玉芬、白庭荫、刘霖等商谈,听取海老家属对海老丧事的办理意见。夏伊乔表示:“老先生去世得太突然了,但我要支持他的事业,完成他的遗愿。丧事的操办繁也好,简也好,只要体现国家对老先生重视就好,程序可由政府定;老先生生前希望在上海要有一个家,因此,住房的问题还请政府重视解决好;老先生去世了,希望政府对我重视一点。”刘麟提出:“在香港已发生过香港大学建刘海粟艺术馆失约的事情,希望类似事情不再发生。如何保护好母亲夏伊乔的问题要落到实处。”关于海老骨灰的安放问题,海老家属一致表示想依靠国家解决。

  8月9日下午,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炳华,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王荣华到灵堂吊唁;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曹克明在金炳华和王荣华的陪同下,代表江苏省委、省政府到灵堂吊唁。曹克明又专程到衡山宾馆探望慰问夏伊乔及其家属,并代表江苏省委、省政府送花篮悼念;上海美专校友代表吴汉英、曹铭、林野等集体到灵堂吊唁。

  与此同时,经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孙滨和南京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张永为代表的沪苏双方协商,成立了以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江苏省委副书记曹克明为组长的刘海粟治丧小组,治丧小组的成员由上海市和江苏省的同志参加,他们是王湛、王琦、王荣华、王霞林、毛经权、朱屺瞻、沙人麟、沈柔坚、亚明、茅志琼、金炳华、周渝生、周慕尧、姚欣、孙滨、夏伊乔、徐俊西、袁相碗、陆军、张永、张怀西、陈大羽、冯健亲、程十发、谈家桢、潘震宙、谢海燕、戴锁基和龚学平。治丧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孙滨和张永任主任,干树海、潘恕、葛镇纲任副主任,办公室设在巨鹿路709号上海市文化局内,负责操办具体工作。

  8月13日上午,金炳华、周渝生到衡山宾馆慰问夏伊乔及其家属,金炳华对夏伊乔说:“刘海粟先生逝世,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都非常关心。” 金炳华希望夏伊乔节哀保重身体,并在留言册上签了名。周渝生表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刘海粟美术馆的建设及相关工作,请师母放心。”夏伊乔再三对领导的关心表示感谢,反复表示“大家辛苦了,很不好意思。”

  从8月8日至8月15日,我主要忙于起草撰写《刘海粟先生生平》。前四天几乎是通宵达旦地收集资料,抓紧起草。因为海老是南京艺术学院老院长,人事关系在江苏省,曾任民盟上海市委顾问,且又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故“生平”涉及到要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其中江苏省政府就先后两次对“生平”提出局部修改意见,中央统战部也对“生平”提出了相应的修改意见。在市文化局领导的直接主持下,经过多次字斟句酌地商研调整,“生平”于8月15日晚,经征得家属同意后定稿。《刘海粟先生生平》全文如下:

  全国政协委员、我国当代艺术大师、近代美术教育事业的奠基人、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杰出的美术教育家、百岁老人刘海粟先生,因肺部感染并发心力衰竭,经专家全力抢救无效,于1994年8月7日凌晨零时三十八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

  刘海粟,名槃,字季芳,1896年3月16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市)。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刘海粟先生10岁进常州绳正书院学习诗文书画。1912年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并任校长。1918年在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任教,1929年任法国巴黎格朗休克美术研究院研究员,1945年后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建国后,历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南京艺术学院一级教授、院长、名誉院长,曾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江苏省文联名誉主席、艺术顾问,上海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上海美术馆名誉馆长,上海油画雕塑院高级艺术顾问,民盟上海市委顾问。是第一届江苏省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刘海粟先生是我国近代美术教育事业的奠基人,是当今我国艺术界誉满中外的杰出的美术教育家。1912年,先生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1918年应聘在北京大学讲授《艺术思潮》并举办个人画展,创立“天马会”,倡导美术改革。他在美术教学中首先实行人体模特儿写生,遭到军阀的通缉和封建势力的围攻,自始至终表现出坚持真理、维护学术尊严的决心和“刀锯鼎镬,所不敢辞”的无畏态度。同时,刘海粟先生率先在美专实行旅行写生和男女生同校学习制度。1918年,先生还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专业性的《美术》杂志,为新文化启蒙运动作出了贡献。1929年和1933年,先生两度赴欧洲考察,并主办了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以后又辗转于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于1943年回国,复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1952年之后,先生出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和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名誉院长期间,对艺术教育作出了新的贡献。他亲自培养研究生,将在香港举办画展所得款项一百万元港币捐给南京艺术学院购买图书、教学设备,并设立刘海粟奖学金。在1985年和1986年两次亲自到南艺颁发奖学金时,先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师生为弘扬民族文化而努力。

  刘海粟先生的艺术成就卓著,享誉美术界。他擅长于中国画、油画和书法,对诗词亦有很深的造诣。在长达八十余年的创作生涯里,他学贯中西,艺通古今,独树一帜,创作了大量的艺术珍品,影响播及海内外。为攀登艺术高峰,他不辞辛苦,先后十上黄山,使自己的艺术达到了新的境界。他曾多次在日本和欧洲等地举办画展,其中许多作品在国际画展中获奖,有的还被日本、法国、德国美术馆所收购珍藏。海外学者誉先生为“中国文艺复兴大师”,“足与近代欧洲大师并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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